远赴新疆(2)

大约走了两三公里，他们来到奎屯郊外。这是一条石子路，前边不远处就是３１２国道(乌伊公路)。这时候前边开来一辆吉普车。吉普车开到跟前，嘎吱一声停住了。车上下来一名军人——白宝山刚从军营出来，因此把对方误认为是军人，其实这是两位巡逻的警察。民警拦住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白宝山说：“我们是过路的，去乌伊公路。”民警说：“我们在执行任务，请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要检查。”吴子明立刻走过去接受检查，白宝山留在后边。这时候白宝山还没想开枪。他没有身份证，但吴子明有，编个理由总

是可以搪塞过去的。然而，民警检查了证件，并没放过他们，又说：“请把你的包打开。”这下白宝山觉得，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去了。他来不及取枪，来不及丢掉包枪袋，隔着布袋就扣动了扳机。民警一见对方有枪，立刻一跃上车。吉普车本来也没熄火，司机见自己人上来，一踩油门猛地就开走了。白宝山和吴子明见“军人”开车跑了，也撒腿开溜。吉普车向北开去，两人就猫着腰，朝东南方向跑。他们没敢走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戈壁滩上。

　　两人先向东南，再折头向东北，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中连续步行了２０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才来到石河子下野地垦区的１４１团场，乘坐班车返回１４７团场住地。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敢再去奎屯。

　　从奎屯铩羽归来后，白宝山突然想起距他服刑的新安监狱较近的１４１团场有个军械库。当年白宝山服刑时，同监的一名犯人曾在１４１团军械库盗窃过武器。

　　为了确保实施无误，他和吴子明多次骑摩托车到１４１团场踩点，摸清周围环境及军械库的值班情况。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他主张把作案时间安排在白天，这主要是想利用白天仓库无人值班的便利条件。关于采用哪种方式，白宝山认为，应准备专门工具，把大门撬开，这样他们可进可退，打开里边的库房大门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为此，两人找到１４８团场的一家修造厂，请锻工用六棱钢打了两把撬杠，一长一短，备用。如何对付院子里的狗？按照白宝山的计划，不开枪，可以用“鱼钩套狗法”把狗制服。具体方法是用一束鱼钩，绑上肉，狗一吞就会被鱼钩挂住，不敢乱叫，然后再想办法把狗打死。其他一些细节，白宝山也都做了准备。

　　７月５日，白宝山、吴子明坐班车来到１４１团场。下午６点，按照预定计划，两人从树林子里出来，一前一后走向军械库，还是像以前一样，白宝山拿着撬杠，动手撬门，吴子明在后边的墙角上做掩护。十分不巧，有位老汉途经军械库到自家菜地去干活，恰恰看到白宝山和吴子明。行动前遇到了人，打乱了白宝山的计划，他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他撬开铁门，一进院子就端起了枪。他的枪法的确很好，两条狗都被击穿心脏，一条在院子里毙命，一条死在值班室办公桌下。白宝山、吴子明迅速撬开３号库房的大门，进去查找一遍非常遗憾，库房里并没有枪支弹药。两人出来，又撬开１号库房，结果是空空如也。

　　这一次，白宝山又没达到目的。

　　白宝山、吴子明返回他们的出发地——那片榆树林，处理掉撬杠等作案工具后，两人步行上路。仍然没骑摩托车，也不能坐班车，虽然慢一些，但留下的线索少，遭追捕的机会也就少。然而，这样却辛苦得多，两人整整走了一夜。凌晨４点左右，他们在路边休息，遇到另一个走夜路的男人。不幸的是，白宝山背着枪，被那个走夜路的无辜者看到了，他顿时起了杀心。白宝山把枪摘下，猫着腰追了过去。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对方应声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壳开裂。白宝山检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证，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挖了个坑，把死者掩埋掉。

　　库房被撬，狗被打死，但并没丢失什么东西——现场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作案人目标并不明确。

　　专案组人员分析案情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狗吃肉，原准备用鱼钩套狗，后嫌麻烦，干脆开枪把狗打死。第二种意见比较尖锐，即：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而来，但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这个判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在逻辑上比较清楚。

　　由于“７·５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那么侦查手段和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尽管如此，在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调查工作以１４１团场为重点，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场。调查对象，一是公开使用枪支的人；二是能接触到社会上“黑枪”（文革期间散落到社会上的枪支及国外贩卖入境的枪支）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是身份复杂的人员。

　　技侦部门对现场子弹进行了鉴定，子弹弹底标志为“７５－８１”，使用的枪种应该是五六式半自动或自动步枪。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两名当事人，一个身高在１?７２～１?７３米，另一个应在１?７５米以上。

　　１０天过去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10条人命130万赃款(1)

到新疆后的诸事不顺正让白宝山觉得来疆计划实在是策划不周时，谢宗芬突然给他提供了一个重大信息。原来谢宗芬的邻居，也是四川人，他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跟刘家女儿聊过闲天。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谢宗芬不大相信，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啊？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里的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的。”

　　这个消息让白宝山精神大振，决定立即前去踩点。第二天一早，白宝山和谢宗芬两人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走到商贸城，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白宝山在外边等她时，看到交易市场门口有很多人，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边装的竟是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白宝山心里已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那样的全新的打算，他必须再搞一支枪，而且是手枪。

　　回去后的当天晚上，他和吴子明详细讨论了如何搞手枪的事情。两天后吴子明就为白宝山提供了一个对象，他名叫姜玉斌，家住在１４７团场，工作单位在５０公里外的１４９团场，是１４９团场警务区的警长。两人立刻着手，利用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托姜玉斌帮他在１４９团场买羊的事为借口，对姜玉斌的值班宿舍进行了勘测。

　　白宝山改变了前几次步行作案的方式，准备“搞”一辆摩托车。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９日，吴子明以搭车为掩护在距１４７团场约１５公里处拦下了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农民王吉平的摩托车。当王吉平把车停下后，白宝山突然窜出用自动步枪打倒了王吉平，并把王吉平的尸体抬进棉花地掩埋在不远处的一个埋电线杆的土坑。由于土坑太浅，他们在地面上埋出一个土丘，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外边。

　　然而，王吉平的尸体始终没被发现。

　　８月７日晚上，姜玉斌和同伴时春勇在１４９团场农贸市场里吃晚饭，然后抱着向别人借的放像机和三盘录像带回到警务区宿舍。两人进屋说了会儿话，便一起看录像，他俩谁也不会想到死神已靠近了他们。

　　时间大约是１２点半，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都打中了对方，时春勇当时就不动了，姜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他走到姜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五四式手枪，转身就朝外走。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机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枪出来，前后没超过一分钟。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１００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和白宝山迅速离开了现场。

　　８月８日２０点５０分，石河子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慈新光接到市局１１０指挥中心电话，值班员报告说：“１４９团场一营警务区民警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被人开枪打死，１４９团场请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到现场。”

　　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区也绝无仅有，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专案临时指挥部迅速成立。

　　经过七天对２９５３人和２５条可疑线索的调查，案情没有任何进展。

　　“８·８案件”发生时，人们并没有马上联想到“７·５案件”——两案不在同一档次上，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勘查和技术检验过程中，一个重要线索跃入技术人员的眼帘——“８·８案件”现场的弹壳与“７·５案件”现场的弹壳批号一致，都是７５－８１，这难道是巧合？技术人员连夜进行比对鉴定，并很快做出鉴定结论，证实两案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这是个重大推进，这不仅解决了“７·５案件”的定性问题，同时也为“８·８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８月１４日，指挥部再次召开侦查会议，决定将“７·５袭击１４１团场原军械库案”与“８·８杀害民警抢劫枪支案”并案侦查。指挥部把下属工作部门重新调整为五个大组：技术组、调查组、查枪取样组、摸排组和材料组。

　　８月１６日，１４７团场第一中学临时工李华在打扫教学大楼后边的垃圾池时，捡到一个绿色塑料本，发现是姜玉斌的民警值勤证，上边贴有姜玉斌的照片。李华马上就把姜玉斌的值勤证交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指挥部得到报告后立刻派人对姜玉斌的妻子牛晓红进行调查。牛晓红说，姜玉斌没有把值勤证带回家的习惯。而且姜玉斌上班或回家时并不经过一中门口，他不可能把值勤证丢在那个地方，他的值勤证更不会出现在教学楼后边的垃圾池里。

　　根据上述情况，警方将１４７团场列入侦查重点。

　　正当自治区警方对“7·5案件”、“8·8案件”展开更严密的调查之时，白宝山、吴子明已于8月14日乘长途车来到乌鲁木齐。按惯例白宝山预先在与边疆宾馆相邻的新疆大学校园内选好一处秘密地点，并于当天挖好埋枪埋钱的土坑。挖坑的地方距边疆宾馆后围墙约７００米，少有人迹。白宝山把地点选在树林内，挖好后，白宝山在附近的树枝上绑了个布条做记号。当晚，两人返回石河子１４７团场。

10条人命130万赃款(2)

８月１８日，白宝山和吴子明携带着81-1式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再次来到边疆宾馆。此时因已临近“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的日期，边疆宾馆显得格外热闹。当天因为白宝山和吴子明到达的时间太晚，边疆宾馆快要打烊了，所以他们没有遇到“大鱼”。藏好枪支之后，两人用吴子明的身份证登记，住进附近的铁路医院招待所。

　　8月19日早晨，边疆宾馆还没开门，白宝山和吴子明就来到这里。他们先挖出枪，压满子

弹。然后白宝山把自动步枪放进提包内，手枪揣进衣兜里。两人退到边疆宾馆入口处，等待机会。大约过了20分钟，一老一少两个人提着包，走到俄式餐厅附近，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蹲下来。他们放下提包，旁若无人地数钱。年长些的带一个红色背包，里边装着约50万元现金；年轻人提着蓝包，比红包略大，看样子里边有70～80万元现金。

　　白宝山把枪提在手里走过去，在距年长者仅一米远的地方，对准他的后背开了第一枪。老人当场便被打死了。吴子明跟着也开了一枪，但子弹卡了壳，没打响。年轻人立刻提起蓝包，朝边疆宾馆里边跑去。白宝山边追，边连放两枪打倒了宾馆保安小丁。吴子明则把老者装钱的红包背在身上。

　　最终白宝山把背蓝包的青年打死在东楼前的汽车夹缝里，并把那个装有80万元人民币的蓝格包背在肩上，右手持枪，转身朝回走，从早已看好的一个墙豁口逃入新疆大学的那片树林。白宝山把两个装钱的提包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部埋进坑内，带着枪离开树林，在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内，把枪埋起来。然后，来到大街上，沿三屯碑路逃窜。

　　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到他来到小树林止，一共走了905米，用时20分钟，先后共开了14枪，打死7人，打伤5人，抢劫人民币约130万元。

干掉同伙放走情妇

边疆宾馆抢劫得手后，白宝山、吴子明迅速返回１４７团场。按照白宝山的计划，这笔钱目前不能动，至少要放到一个月后再去拿，否则，他们将很危险，但吴子明不这样想。从８月１９日回到石河子，吴子明天天催问白宝山，什么时候去乌鲁木齐取款？这让白宝山觉得吴子明的贪财和短视，萌生了除掉吴子明的想法。

　　于是白宝山不动声色地对吴子明说：“我同意过几天去取钱。不过，咱们两个无论如何

也不能分开，咱们分开了，谁也做不成事情。”吴子明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８月２２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冒险跑了趟乌鲁木齐。路上他们看到了，过呼图壁，过昌吉市，进乌鲁木齐，沿路都有路卡。警察盘查得很严，旅客携带的所有包裹都要打开，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把那么多的钱带回石河子。两人找到埋枪的地方，白宝山把手枪挖出来，别在身上。长枪没动，长枪同样无法携带，然后他们原路返回了１４７团场。这次出门，吴子明也没别的话好说，他同意了白宝山的方案：他只能跟着他们去北京，只有这样才能把钱带出乌市。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做离开新疆的准备。白宝山提出：“走前，想到天池玩两天。”这时吴子明对白宝山有了警觉，他向弟弟表示：他要是一个月不回来，可能就不在人世了。并留了后手——把白宝山、谢宗芬的家庭地址写下来，交给他父亲。

　　８月２５日，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早上６点悄悄起身上路。事先，白宝山带好一把锤子，买了一小瓶二锅头，把酒倒掉，装上汽油。第二天三人来到天池风景区。

　　三人在湖边转了一会儿，没有坐游船，谢宗芬就闹着要看雪山。吴子明兴致很好，爬山的主意又是谢宗芬提出来的，他首先表示赞同。白宝山却不动声色，阴沉着脸跟在他们后边。向上爬了近两个小时，三人经过大锅底坑，再向上攀登，爬到马牙山的半山腰上。白宝山说：“太累了，大伙歇一会吧。”说着他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吴子明也坐下，喝了点水，观赏着周围的风景。

　　这时白宝山突然站起来，悄悄拿出一把铁锤子，趁吴子明不备，照着吴子明的后脑恶狠狠地砸了下去。吴子明吓坏了，他惊叫着连滚带爬朝山下奔去。白宝山在身后紧追。无奈吴子明不择道路地拼命奔跑，眼看就追不上了。白宝山不得已掏出枪来，边追边开枪射击。吴子明栽倒下去，他栽倒的地方恰在大锅底坑山洼处的草丛里。那地方在谢宗芬待的山坡上已经看不到了。白宝山仍怕吴子明不死，又用铁锤朝吴子明的头部猛砸一阵，直到把颅骨打得塌陷下去才停手。

　　大约四到五分钟，白宝山拿着吴子明的军用挎包、匕首和他杀害吴子明的铁锤，到山上拿出了装汽油的小酒瓶。随后白宝山返回到吴子明尸体旁，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翻出来，把手表撸下来，然后把汽油倒在吴子明的脸和上半身上，用打火机点着了。白宝山直到看着吴子明的脸碳化了，牙齿露出，这才离开。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埋在另一个地方。

　　一切都处理完后，白宝山挟着吓瘫了的谢宗芬沿另一条路下山。

　　回到乌鲁木齐，他们用谢宗芬的身份证在一家铁路旅店住下。白宝山带谢宗芬先到火车站，花高价买好了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铺票。

　　第二天早晨，两人先去新疆大学挖出埋在那里的１3０万元钱，随后又到埋枪的地方，把枪的部件拆散，分别埋在一处放废料和保温砖的狭窄的夹道内。

　　上午11点左右，白宝山带着谢宗芬携巨款返回他们租住的铁路旅馆510房间。白宝山拿出事先买好的两件军用马甲，他让谢宗芬把马甲拆开，把钱一捆捆缝进马甲里，然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白宝山把短枪里的子弹压满，余下的子弹裹在身上。因为前一天买票时白宝山已经观察过，火车站气氛虽然紧张，对过往旅客仍然是只查行李不查人。只要他和谢宗芬神态从容，不露出破绽，混过检查关应该是没问题的。

　　两人提上行李，穿着装满钞票的马甲，打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这正是剪票的高峰期，两人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行李是没毛病的，顺利通过了检验线，然后，两人剪票上车。列车启动，白宝山仍没放松警惕，直到火车开过哈密，驶出了新疆，白宝山才真正放下心来。

　　8月31日，白宝山、谢宗芬回到北京模式口的母亲家。白宝山向母亲要了一个带锁的抽屉，把钱和枪都锁进了抽屉里。他从这笔钱里先后拿出8%（１１万）交给谢宗芬，并让谢宗芬回四川老家避风。

　　谢宗芬走后，白宝山立即后悔了。毕竟这个女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稍有闪失就会把他牵扯进去。他决定，等谢宗芬回来，他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把她杀掉。

　　9月2日，白宝山送走谢宗芬，然后出去钓了一天鱼。转天，到北辛安收拾了一天房子。想到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白宝山悄悄塞给母亲一万块钱，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知儿莫如母，老人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装在一只粉色的袜子里。白宝山被捕，公安局的人来搜查的时候，老人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交给了警察。

京新联手(1)

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的消息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警方迅速赶赴现场。

　　中午2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认为“8·19案”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联系；“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石河子两案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河子两案是用一支长枪抢劫了一支短枪，“8·19案”一长一短两支枪都出现了。同时对现场弹壳的技术鉴定结果表明与石河子案发现场的弹壳的

所有技术特征完全一致，“8·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石河子两案使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他们当即做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两案并案侦查的决定。

　　8月２１日上午案情有了进展。石河子警方在对“8·19案”发现场所提取的包枪袋的调查中发现重要线索。据147团场的鞋匠刘兵介绍，大约在5～6月间的一天下午6点左右，有两个男人骑一辆摩托车来缝制袋子。此二人的情况与警方所掌握的案犯材料极其吻合，但也有两点缺憾：第一、刘兵原是147团场职工，认识吴子明全家，惟独不认识吴子明。第二、刘兵智力上有些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讲本地话的是大个子；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这与警方掌握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刘兵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间最长，他提供的线索应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曾给警方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无论如何，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团场附近，这一结论是清晰的。1997年8月22日，石河子市公安局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的指示，调整侦查力量，把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147团场。

　　新疆案件与北京的“3·31系列袭军袭警案”，无论在袭击对象、作案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与北京“12·16案”虽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但也有很大差别。作案地点横跨3000公里，而且，北京“12·16案”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1式自动步枪，当时新疆在给公安部的电报中认定是五六式自动步枪。尽管如此，公安部五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两地案件串并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

　　经过技术部门详细的比对和枪弹专家准确的鉴定，得出结论，枪种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是81－1式自动步枪。根据这一物证，完全可以将发生在新疆、北京和河北徐水三地的案件串联起来。

　　不久，一条重要线索进入了警方视线。

　　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了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７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战士没给他。

　　办案人员立刻感到，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要子弹打野猪？北京哪儿来的野猪？办案人员马上派人对此事进行了核查。９月４日，侦查员找到反映情况的退役武警刘保富。

　　刘保富回忆说：“今年７月有两个我看押过的犯人来找过我。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是一个朋友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的。白宝山找我要子弹，说是要回去打野猪。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侦查员很快找到了刘保富提到的那个朋友，那人反映：“今年７月，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１４７团场的人。”

　　侦查员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１.８０米，北京石景山人。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系起来了。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侦查员当天下午就来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

　　魏江年了解到吴子明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

　　９月３日上午，魏江年决定带上8月31日下午在天池附近发现的尸体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辨认一下。

　　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上午，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魏江年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魏江年说：“我哥（吴子明）走了，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魏江年看条件成熟了，把天池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吴子兵默默地看了一阵，渐渐地，眼泪流了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吴子兵抬头看看魏江年，说：“这个人就是吴子明。”接着吴子兵说：“他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那里边有他们的地址……”

　　魏江年等人立刻来到吴子明家。魏江年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魏江年。魏江年翻到中间一页——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随后他们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魏江年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２０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这时，他们才打电话向指挥部报告。

京新联手(2)

案犯已经基本确定了。

　　警方宣布：白宝山、吴子明上升为“９７系列枪案”的１号线索，称为“９·５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９·５专线”全力展开工作。

　　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

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请北京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

　　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线索被新疆警方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电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线索，立即行动起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通知石景山分局刑警队，根据新疆提供的线索，马上出动，迅速缉捕白宝山。

　　石景山刑警队先与派出所联系，摸清外围情况，得知白宝山的户口刚刚批下来，还未最后办理。片警做过访问，对白宝山家比较熟悉，提供了白宝山在北辛安和模式口两处居住地的地址。北京方面的侦查员决定以白宝山的户口问题为契机，把他带到派出所，再适时予以逮捕。

　　晚上7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四人来到北辛安白宝山的住所。白宝山不在，他们又来到模式口白宝山母亲家，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正是白宝山，显然他毫无防备。片警说：“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是8月25日批的，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白宝山是个聪明人，一看来了四位警察，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白宝山说：“好吧，你们等我穿件衣服。”说着，他转身走过去，要拉柜门。枪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子弹顶着火。这个时候，白母推门走了进来，白宝山迅速放弃了反抗的念头。他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们去办户口，完事就回来。”然后，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车。

　　在当晚的问讯中，白宝山态度十分顽固。

　　9月6日北京警方凌晨对白宝山的两处住所进行了公开搜查。在模式口白宝山住处的衣柜抽屉内，搜出五四式手枪1支，枪号为6538589，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姜玉斌被抢劫的枪支，搜出现金人民币113万元。

　　至此，主要赃证到手，白宝山再百般抵赖也已毫无意义了。

　　9月6日早晨，白宝山便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包括每一桩案件的作案时间、地点、过程；包括杀人地点、埋人地点、埋枪地点的位置和周围的地貌特征。他的确不需要思考，他所做的15起案件，包括警方未掌握的五起，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9月2日下午2点50分，谢宗芬上了飞机——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所有的感觉都是新鲜的。当天晚上，她已经乘坐汽车回到自己家里。她发了财——这次回来，衣服讲究了，戴着金项链金耳环，给丈夫、女儿、父母都买了礼物，一家人见面都喜气洋洋的。

　　9月3日，谢宗芬就开始还账。第二天，她带着家人出去购物，大包小包提回来一大堆。她回家仅两天，手里的钱就花出去3万多，还剩下77000元。

　　９月６日下午，谢宗芬在家里吃饭，门外来了几名筠连县公安局的人。公安局的人问：“你是谢宗芬吗？”谢宗芬说：“是我啊。”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副冰冷的手铐已经铐在她的手上了。谢宗芬在老家风光了三天，就进了牢房。谢宗芬被抓起来，这个蠢女人仍不敢说出白宝山的实情。其实她真应该感谢公安局，她被抓获，结束了她参与白宝山犯罪的丑恶历史，却保住了她行将消失的生命。对她来说，坐几年牢房总比长眠于山间树阴下的土坑里好，这是她天大的幸事。

　　在审讯中，谢宗芬承认她认识白宝山，承认她和白宝山的关系，也承认她跟着白宝山去了新疆，但她隐瞒了白宝山的所有罪行。她说，她和白宝山去新疆是做棉花生意的，开始时住在147团场吴子明家，后来她租了刘秀芬的房子。生意没做成，打算下半年再去。由于她闹着要走，他们就回来了。先到北京，她又单身回到四川。公安人员问她白宝山在新疆都干了什么，她说白宝山在新疆和吴子明来往频繁，两人买了摩托车，天天早出晚归，有时整夜不回来，他们干什么自己不知道。公安人员问，你没问过他们吗？谢宗芬说：“我问过白宝山，白宝山打了我一巴掌，说不该我问的就不要问。”筠连县公安局从谢宗芬家搜出７７０００元赃款，谢宗芬说，这是她从北京回来时白宝山留给她做生意的钱。谢宗芬避重就轻，１１万元也被说成了８万元，她谎称自己只花了２０００块钱。

　　９月７日，北京市公安局赵斌、宋树勇飞抵四川，当天在筠连县看守所提审了谢宗芬。这一次，谢宗芬才明白白宝山已经在北京被捕，在强大的压力下（或许是她在精神上解除了白宝山的压力），她交代了全部事实，包括徐水取枪，包括德胜门取钱，包括在天池山上杀害吴子明以及自乌鲁木齐携枪携钱返回北京的详细经过。白宝山给她的１１万元赃款也未再隐瞒了。

　　９月９日，谢宗芬被押解到北京。

京新联手(3)

至此，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震动了北京、河北、新疆的“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要案犯已全部落网。

　　１９９８年４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一哥”张子强(1998)
这一天，瑞士劳力士总公司又往香港空运了一批劳力士表，香港一家私营保安公司负责押运。 　　这天中午约11点半左右，一辆保安公司的押运车，经过自动闸门驶进了机场的仓库区，然后在仓库楼前停下。车门打开，一名身穿制服，手持猎枪的押运员跳下车，迅速地站在车旁警戒，随后另外两名押运员走出车门，走进仓库办手续。 两劫启德(1) 两劫启德(2) 两劫启德(3) 惊天大劫案(1) 惊天大劫案(2) 惊天大劫案(3) 惊天大劫案(4) 惊天大劫案(5) 省港大追捕(1) 省港大追捕(2) 省港大追捕(3) 省港大追捕(4) 省港大追捕(5) 结案(1) 结案(2)

两劫启德(1)

1990年2月22日，香港启德机场。

　　当时，在东南亚等地，戴瑞士名表劳力士是一些老板的身份的象征，因此从几万元一只的普通劳力士到100多万元一只的钻石劳力士在香港销路都很好。总部设在瑞士的劳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要空运一批劳力士至香港，然后由保安公司负责从机场押运至香港中环劳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个过程严格保密，戒备森严。

　　这一天，瑞士劳力士总公司又往香港空运了一批劳力士表，香港一家私营保安公司负责押运。

　　这天中午约11点半左右，一辆保安公司的押运车，经过自动闸门驶进了机场的仓库区，然后在仓库楼前停下。车门打开，一名身穿制服，手持猎枪的押运员跳下车，迅速地站在车旁警戒，随后另外两名押运员走出车门，走进仓库办手续。

　　走进仓库区的押运员将有关手续交给仓库货运站，货运站的人查验无误后，就将他们要提的几十箱货运到押运车旁。押运员当即清点，清点无误后，押运员与货运站办了交割手续。当一箱一箱的手表都搬上车，押运员刚要关上车门时，五个蒙面人突然冲了过来。蒙面人分工明确，两人跑到驾驶室，用手枪顶住了坐在驾驶室的押运员，缴下了已经惊呆了的押运员手中的武器。另外三人用手枪顶住搬手表的两名押运员，并迅速将他们推上了车，用塑料手铐将他们铐上，又用胶带纸封了嘴，将车门从外面锁上。

　　在驾驶室的蒙面人穿上押运员脱下的制服，在后面的押运员被锁进汽车车厢的同时，发动了汽车，扬长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十分钟。

　　押运车离开货运仓库以后，顺利地驶离了货运站的大闸，朝机场隧道方向驶去。车到隧道口以后，又突然改变方向，沿启福道向观塘方向开去。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

　　负责这种贵重物品押运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较严格的工作程序，押运车在工作途中要随时保持和公司总部的联系。但这次公司总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接到押运员的报告，于是马上和押运车联系。那时手提电话还没有普及，但保安公司给押运员配备了传呼机，公司总部马上传呼押运员，但一遍又一遍的传呼都没有回音。公司总部马上向警方报案。

　　香港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密切注意一辆押运车。

　　数小时后，警方在香港九龙湾的常怡道路旁，发现了那辆失踪的押运车。打开后车门，发现三名押运员都在车上，被反绑着双手，蒙着眼睛。车上40箱手表已被搬走。据押运员说，抢劫者在这儿换了车，然后不知去向。

　　下午约5点钟，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报案，在香港安达臣配水库泵房前，有一辆货车着火。警方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在货车残骸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几只崭新的女式劳力士手表。事后统计，劫匪此次一共抢走了40箱2500只劳力士手表，总价值为3000万港币。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一些迹象，是一个以张子强为首的团伙所为，但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张子强，男，祖籍广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四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

　　张子强的父亲是两手空空随着当时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后既没钱，也无一技之长，为了全家糊口，凭着在家乡对中草药的一点知识，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凉茶铺”，维持生计。

　　四五十年代的油麻地远远不是现在那个“寸土寸金”、富有身份象征的繁华地段。当时的油麻地很小，离海滩不远，一些地方只是海边的荒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筑，有点像后来的棚户区。住在这儿的不是穷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辈，常常发生一些黑社会的火并。

　　张子强就是在这样一个三教九流的外界环境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他小学还没读完便无心上学，终日流连在“凉茶铺”周围，与街童玩耍、打架，慢慢地张子强就与街头恶棍和黑社会成员交往，“贼性”开始萌芽。

　　张子强先在父亲的“凉茶铺”做帮手，后来父亲见他不学好，又把他送到一间专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早年张子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以至后来张子强进了看守所还经常回忆起父亲当年打他的情景。但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拳头，都没有把张子强引上正道，反而使他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张子强至死都说，他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

　　张子强很快开始涉入黑社会，并成为小头目，人称“一哥”。他12岁就开始进警察局，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无数，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记录。成年以后的张子强，尽管已结婚、成家、生子，但并没有“金盆洗手”，在抢劫劳力士得手后，他又开始了新的阴谋。

　　1991年7月12日上午，也就是劳力士案件的一年半以后，香港某银行要调配一部分现金到美国。由香港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运送这批现金到启德机场，然后空运到美国，其中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港币1.7亿元。

　　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开进启德机场的仓库区，车子在货运行政楼前停下。其中一名押运员下车走进行政楼办手续，另外三名手持猎枪的押运员两人站在车头，一人坐在车厢里，担任警戒。

两劫启德(2)

此时仿佛劳力士劫案的重演，在装甲解款车前突然又出现了五名劫匪，其中四名戴面罩，一名没有戴，没有戴面罩的这个人就是张子强。张子强持手枪冲在前，领着两名匪徒首先将车头的两名押运员用手枪逼进车厢内，其他的匪徒冲进车厢内，用手枪顶住了里面的押运员。

　　三名押运员立即被劫匪用布蒙住了眼睛和嘴巴。一名蒙面劫匪跳进了驾驶室，解款车像

脱缰的野马疾驰而去。

　　解款车刚刚离开，进行政大楼办手续的那名押运员就走了出来。他一看解款车失踪，惊呆了，立即掏出对讲机报警。

　　当香港警方赶到抢劫现场时，张子强他们已经驾驶解款车经过了机场隧道，拐上九龙宏安道，前行不久又拐进了丽晶花园，然后迅速绕了丽晶花园一圈，沿宏安道拐上启业道，把车子停在正在兴建的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上了一辆前来接应的白色面包车。

　　就在劫匪忙着搬运赃款的时候，车上被绑并被蒙着眼睛的押运员都很紧张，其中有一名押运员满脸是汗，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了眼窝，使蒙住眼睛的黑布往下滑了一点，露出了这名押运员的半只眼睛。押运员从蒙布边上看见了没有戴面罩的张子强。

　　几名劫匪都没有注意到那几个被绑着的押运员。搬完钱劫匪们立即登上面包车沿着太子道往旺角方向飞驶而去，将解款车和车上的押运员丢在路边。

　　此时，公路上飞驶的白色面包车里，劫匪们看着眼前装满钞票的九个大口袋和一个小口袋欣喜若狂。张子强掏出一把小刀，挑开了一个装现金的大帆布袋封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港币，这些港币几乎都是旧钞。

　　张子强随手拿出一扎有着银行封签的1000元面额港币，扔给坐在一旁的胡济舒。胡济舒用手像玩扑克牌似的翻了翻，说：“嗬，都是‘大黄牛’！”——由于1000元面额的港币是黄颜色的，所以香港人喜欢把它叫作“大黄牛”——说完，又把钱扔进了帆布袋中。

　　当张子强又用刀挑开另一个装满美元的口袋时，却一下愣住了，原来口袋里的美元都是新币而且都是连号的。张子强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扎美元，用刀挑破美元上捆扎的纸带，然后将一扎美元“哗”的全部扔出了车外。

　　坐在窗边的一劫匪赶紧伸手去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看着扔出去的美元雪片一样飞扬，散落在车外野地里，回头不解地问：“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元，扔了它干什么？”

　　张子强盘腿而坐，闭眼不语。

　　胡济舒敲了一下叫喊的劫匪，说：“你不懂，这叫祭天地，保平安。”

　　启德机场1?7亿港币被劫案，震动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包括美国的金融系统。香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全力侦破。从现场没有找到太多的线索，而其中一位押运员虽然看到了一张没有戴面罩的劫匪的脸，但因不是他熟悉的人，在没有抓到劫匪前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再加上当时押运员太紧张，事后向警方描述此人时说得也是不十分清楚。警方经过分析认为，劫犯的情报如此准确，手法如此迅速，一定有内部人员配合。警方不动声色地把侦查目标指向了卫安护卫公司内部。

　　案发不久，一名女子在同一间银行连续以同一个账号存进了４１万港币现金。银行立即将此情况通知了警方，经警方验证该女子所存的现钞全部是启德机场被劫的现钞。

　　警方随后发现，向该女子提供这笔现钞的是一个叫罗艳芳的女人，而罗艳芳则是负责启德机场现钞押运的卫安护卫公司运输部的职员。警方马上把侦查视线转向了罗艳芳。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有了重大发现：罗艳芳的丈夫就是在警局有着一大叠案底的黑社会人物张子强！接着又发现张子强的收入与支出存在很大问题，结合张子强、罗艳芳存进银行的现金就是启德机场失劫的钱，警方认为张子强罗艳芳夫妻是启德机场劫款案的重大嫌疑人，于是，拘捕了张子强、罗艳芳。

　　1992年1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涉嫌抢劫机场解款车案。经过那位解款车押运员的指认以及警方提供的各种证据，法庭裁定张子强罪名成立，判决入狱18年。而罗艳芳却由于证据不足，判无罪当庭释放。

　　释放后罗艳芳立即为张子强“喊冤”，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罗艳芳首先对着众多的话筒说：“张子强先生是冤枉的。警方指控张先生的惟一证人，是一个押运员，他声称曾在现场看见张子强。可是，在现场进行指认时，他又不能立即认出张先生，却在离开指认现场时，又回头指认张先生，这个指认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程度。而且，这个证据是独立的，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因此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有记者问罗艳芳：“罗艳芳女士还有什么要说的？”罗艳芳面对着镜头，慢慢地取下了墨镜，人们看到她泪流满面。她说：“警方不但制造冤案，还搞刑讯逼供，你们看！”接着，罗艳芳突然撩起自己的长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大腿内侧有一道长长的浅红色的伤疤。

　　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立即躁动起来，罗艳芳哭着说：“在里面，警察为了让我招供，竟用刀在我大腿上划了一刀。”

　　现场一片惊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