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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创造新农村的和谐之美
★文/张俊才
今年初夏，回安徽老家，发现一个村庄的青壮年男性都到了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去了，除了年轻能够“随工”的女性，老、弱、幼成为当地人群的主体，中年妇女是留守下来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家族脊梁。
丈夫外出打工，留守妇女承担着家庭中的生产劳动、孩子教育、老人照料等诸多使命，多重角色构成沉重的精神负担，而家务贡献的隐形特点淹没了其对家庭生存和发展的贡献率。从那刻起，我就被这种悲情悲壮感染着——试图能够揭开其后的社会动因，做一篇有着相当价值的调查报道。
之后的几个月，每到一处采访，就留心这个独特群落的状貌和秉性，积累了具备相当感性价值的新闻素材。庆幸的是，一个偶然机会，接触了南京师范大学一个几乎同题的硕士论文，读完厚达55页的调查分析，“站在别人肩膀上”，忽然感觉视野在放大，目标逐渐清晰起来，于是成就了这篇调查的初稿。
中国特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造就了这一批留守妇女；而目光炯炯，从来没有放松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关注的经济学家却对这群身居幸福对岸的女性表现出耐久的漠视，社会学家在描摹新农村图景的时刻，却残忍地容忍“哀莫哀兮”的家庭“生别离”。这是我采访这批不幸人群的时候感觉到的另一种“不幸”。
而通过检索，键入“留守妇女”零星的报道，使自己有种无形的压力——必须用最小的时间成本来复原这种生存状态，进入传播通道，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完全不需要夸大，根据有关的数据，5000万个留守妇女意味着半个亿家庭的不团聚，算的保守些，中国每8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是分离的，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广袤的农村，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活”还很多——这是职业的良知使然——这样至少可以给社会学研究提供理想的分析素材。
尽管走访了众多的村落，也采用了问卷调查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但是，我知道，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篇幅，来全面展现这样一群独特的新生群落，只能是一个奢望
对妇女的尊重是社会和谐的指标之一，更是新农村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两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正在召开的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个主要议程，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而且，全党已经达成普遍共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是实现中国长远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曙光在前。
改革的智慧首先来自改革的决心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葛丰
人口多而土地少，这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二十世纪以来，基建于这一判断上的所有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政策建议，无不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大体来说，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农村就业压力的释放主要通过乡镇企业以及外出务工这两条通道予以实现。在乐观的理论范式下，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不仅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对于农村地区来说，亦可以因为返乡人员所带回的资金、技术和观念，实现传统社区的稳定与再造。
但是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上述蓝图出现了走样，在较大的范围以及较长的时间内，支撑乡村持续发展及文明转型的人才、资金、技术、知识不仅没有向乡村回流,反而不断并且加速流向城市地区。在很多贫困地区，“空心化”已经不是“狼来了”式的空谈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由工业部门的需求而决定，能够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首先是具备各种优势的乡村精英，就此而言，农村地区人口红利的大量丧失有着难以更改的内在规律。在世界范围内，老、弱、病、残、惨淡经营的村落景象随处可见，在非常有限的篇幅内，要说清楚这样庞大的命题是不现实的。
由人而推动的改革应该聚焦在人为制造的扭曲上，尤其是，那些在普遍性的规律外而存在的扭曲上。具体到中国的“三农”问题，最具典型性的瓶颈制约可能有两点：一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二是仍待清晰的土地产权。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点因素往往相互支持，相互强化。
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差别，马克思有过这样的描述——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在人的理性中，对于现代文明的亲和自然具备强烈的冲动。可以认为，依然束缚在“隔绝和分散”的乡村中的5000万留守妇女看似守成其实蕴涵着更大的非稳定性。
因为不能流转而细碎化的土地很难适合经营的需要，有限且不稳定的承包期限也很难给出投资的愿景，由此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既不具备内生的推动力，又很难吸引财政转移支付以外的外力介入。
在城市这一边，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城乡改革已经赋予公民自由迁移的合法性，但以户籍制度为基石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人事组织制度、人口迁移制度、教育医疗制度、财政税收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仍在顽固地维系城乡二元乃至多元的社会结构，人数众多的农民工只是城市生活的过客、看客，其最终归宿并无确定。
所以，人各东西的家庭充满着不知其所的权宜色彩，在农村，他们需要保留最后的保障，在城市，他们需要争取可能的机会。这种明显不具备可持续性的方式在获得相对稳定的同时，实际是以另一种更大的不稳定为代价的。
传统城乡体制反映出利益相关方不断博弈的过程与结果。从现在来看，改革的障碍主要来自城市主导下的、对于城市利益过分的、短视的维护。因此，笔者认为，在共同发展、和谐发展之大方向既定的前提下，改革者固然需要看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但更需要拿出正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惟有此，改革所应体现的智慧才能不至于成为纸上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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