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有一位研究者对１０位著名星相师做了调查，要求他们预测最后谁会获胜。４名选中戈尔，４名选中布什，２名未给出明确答案。这和随机选择，甚至和当时民意测验也一样。偶尔有星相师做出准确的预言并不奇怪，因为即使是一台不走的钟在一天之内也会给出两次正确的时间。只不过人们倾向于只记得了它说准的这两次，而忘了不准的无数次。

　　最近，有人在中国报刊上发表言论，认为相信星相者“并没有把它看作是像科学一样的东西”，“更多地把它作为一种娱乐和精神安慰”，建议“还是先去重点分析揭批那些直接害人、严重危害社会的伪科学，先放‘星座文化’一马”。（《人们为何对星占学感兴趣？》，2002年11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如果星相仅仅是一种娱乐，当然犯不着花太大精力分析揭批。但是我们要知道，星相在历史上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娱乐，它曾经是政治统治工具的一部分，至今也有不少政治家信它（例如前白宫办公室主任曾披露里根夫人借助星相师安排里根行程）；它曾经被当成科学的一部分，而至今星相师仍然在宣称它是科学，是“应用天文学”，最近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还资助印度各大学开设占星术专业，舆论大哗。许多公司根据星相做出决策，还有的公司则根据星相用人、雇人。至于根据星相谈恋爱、找配偶的，就更常见了。这股风气已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慢慢地传进了中国，并成为时髦，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一年一度的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估计许多天文爱好者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仰望星空，总能激发无限的遐想。太空中也蕴藏着无数的奥秘等待我们去发现。但是我们应该依据的是天文学，而不是占星术。人类的命运也不取决于天上遥远的星体，而掌握在自己手中。

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

　　2005年9月随着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名义开办的国内首个“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的开张，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以及如何看待科学与迷信的关系，又成了热门的话题。几个门户网站做的读者投票结果，认为风水是科学者和认为是迷信者的比例差不多，前者还要略多一些。现在风水在民间非常流行，自古以来地位卑贱的风水先生变得身价百倍，甚至有些高校盖高楼，也要请“易学家”看风水，出现这样的投票结果，也就并不出人意料。参与网上投票的属于文化程度和科学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群，如果在一般中国大众中做类似的调查，认为风水是科学的人数比例，很可能还要高得多。

　　幸而赛先生不等于德先生，一门学问是科学还是迷信，并不由大众投票来决定。如果一种迷信被许多人当成了科学，不过说明科普工作有待加强而已。这一事件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打着名牌大学和政府部门的名义，使得风水似乎在学术上有了合法地位。难怪有人“喜见‘风水学’登上大雅之堂”，声称“风水术”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是“中华民族经五千年生产生活斗争所积累的宝贵文化结晶”，建筑风水学“有关科学，无关迷信”。

　　也幸而一门学问是否科学，不能靠鼓吹者的自吹自擂。要把一样自古以来就被有识之士视为不入流的旁门左道、近代以来被公认为迷信的东西，一夜之间打扮成“严谨的科学”推销出去，毕竟太过匪夷所思。所以即便是那些组织、支持办“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的人士，也不敢夸这样的海口，不得不承认风水中含有“生辰八字、命理等一些无稽之谈”、“阴宅风水，具有迷信的成分”。但是他们又认为，风水不完全是迷信，风水中包含了许多合理因素，是“古代地理学”，符合“生态建筑学”，甚至说风水实际就是环境学。

　　我并不想否认在风水术中暗包含着某些由生活经验积累下来的合理因素，例如风水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原本是要以“坐北朝南”达到冬暖夏凉的目的。但是人们“看风水”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居家的舒适自在，而是认为住宅、墓地的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居住者及其子孙的吉凶祸福。因此，即便风水的内容不完全是迷信，其总体上、实质上也是迷信。

　　假如风水暗含着某些“生态建筑学”、“环境学”的道理，那么就直截了当地从科学的角度提出、说明这些道理就可以了，又何必还挂着“风水”的招牌，使用风水的说法？既然建房子“坐北朝南”是为了达到冬暖夏凉的目的，这个道理浅显易懂，又何必用什么“左青龙右白虎”故弄玄虚呢？

　　其实风水中即使暗含某些合理因素，也非常少。即使撇开风水的迷信目的不说，只看其具体设计，也含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如果仅仅因为风水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内容，就要去提倡、推广风水，那么也就很难避免风水中的不合理、迷信成分也跟着被兜售出去。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在批评风水时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建筑风水书上认为水就是财，因此

四合院里水不能直着流出去，要拐两个弯，但是在现代建筑理论看来，水拐两个弯再出去根本就是多余，还造成排水不畅，根本就不合理。

　　清华大学建筑系另有一位支持风水研究的教授也举了四合院为例说明风水之科学。他声称人长住四合院可以保持身体健康，而久居高楼却有各种疾病，“这就是因为四合院的建造有它的科学依据，利于长寿”。我没有见到有统计表明长住四合院的人要比久居高楼的人更健康，一个显而易见的反面事实是，在四合院的时代，人们的平均寿命要比现在短得多，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说住四合院让人短命，但至少可以说没有证据表明住四合院让人长寿。所以，该教授举的“证据”，本来就是很成问题的。其逻辑也是很成问题的。即便该教授的证据能够成立，长住四合院的确比久居高楼更利于长寿，也不能就推导出是因为四合院的风水好，更可能是因为住平房比住高楼更有利于长寿，除非该教授能够证明住四合院的人要比住其他平房、住小洋楼的人更长寿。

　　说“风水是古代地理学”，则属于无稽之谈。中国古代的确有地理学，但是跟风水无关，郦道元、徐霞客并不是风水师，《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也不是风水书。退一步说，即便“风水是古代地理学”，那么在已有地理科学的今天，也没有再去复古提倡、推广它的必要。正如炼丹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古代化学”，其中也不乏符合化学原理的内容，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去提倡炼丹，举办“炼丹文化培训班”，岂不是太过荒唐了吗？

　　有人愿意把风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现象来研究，当然无可厚非。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建筑的某些设计。但是如果有人要用科学包装风水，提倡、推广“风水文化”，却有必要让大家看清其迷信的本质。

“智商”是不可改变的吗？

　　许多生物学家都会同意，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生物。类人猿和海豚也有一定的智能，不过与人类的智能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找不到有其他的生物像人类一样，智力在生活中占了主宰地位。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斗智而非斗勇。白痴恐怕是最严重的残疾。既然智力对人类生活是如此重要，研究其高低强弱就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区分白痴和正常人。但是要区分正常人的智力高低，却不是容易的事。聪明和愚蠢只是定性的判断，而且并非固定不变。有没有可能定量地测定一个人天生的智力？在大脑被确定为思维器官之后，许多研究者就试图通过测量人脑的大小、形状判定智力的高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没有道理。人和类人猿的智力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脑容量的悬殊。人类的进化史，也经常被描述为脑容量不断增加的历史。但是脑容量的大小，是否也能够适用于现代人的内部？直至19世纪末，仍有一些科学家对此坚信不疑。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法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保罗·白洛嘉（Paul Broca）。他对人脑研究有重要贡献，发现了人脑的语言运动中枢，被称为“白洛嘉中枢”。他认为人的智力越高，大脑越大。另一位法国人、法国心理学家、智力测试发明人比纳。心理学家阿弗雷德·比纳（Alfred Binet）起初也接受这种见解，并决定通过测量证明之。从1898年到1900年，比纳对几所小学做了调查。他先让教师选出一个班级中最聪明的和最笨的学生，然后用白洛嘉建议的方法测量这些学生的脑袋大小。在这项研究结束的时候，比纳不得不改变了看法。聪明学生的平均脑袋大小仅仅比笨学生的大了大约一毫米，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可能是由于聪明学生的平均身高比笨学生略高的结果。另外，脑袋大小在学生中差异很大，脑袋最大的和脑袋最小的，都属于笨学生。比纳还发现了脑袋测量的结果很容易受测量者的偏向的影响，即在认定被测量者是聪明的时测量结果会下意识地偏大，反之则偏小，这种误差能达到三毫米，超过了聪明学生和笨学生的平均差异。这三个结果都说明了测量脑袋大小不是一种测定智力的可靠办法。

　　在1904年，比纳被法国教育部要求研究一种办法鉴定那些学习能力有问题、需要特别辅导的小学生。或者说，要找出一种鉴定学生智力高低的办法。这时候，比纳已放弃了从大脑形态鉴定智力的努力，而改用测试办法。他发明了一套与功课的内容没有关系，只测试学生的推理能力的试卷。到1911年比纳去世时，他共发表了三种智力测试的版本。1905年发表的第一版只是把测试问题按从易到难排列。在1908年发表的第二版中，比纳把这些问题按“心理年龄”排列。他设想，对每一个问题，智力正常的小孩要能够回答的话，最少要有多少岁，这个年龄被当做“心理年龄”。受测试者从为最小的心理年龄设计的问题开始测试，难度逐渐增加，与受测试者所能回答的最后问题相关的心理年龄就是这个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减去其实际年龄，即是其智力水平。如果心理年龄低于实际年龄，说明未达到同龄人的学习能力水平，那就需要特别辅导。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认为，将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更能准确地反映智力水平，“智商”（IQ）由此诞生。

　　但是比纳本人很清楚，他发明的这套测试，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因为智力的好坏是不能叠加的，因此不能像测量线性表面那样地测量。”换言之，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数字来表示。而且，比纳也很清楚，这套测试所设定的所谓“心理年龄”，只是许多测试者的平均结果，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的实在。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警告说：如果根据测试结果说一个八岁小孩有七岁或九岁的智力，那只是一种简单化的、主观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导致其智力测试是真正在测量智力的幻觉。总之，比纳测试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测试，目的是为了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也不用于对正常儿童划分智力等级。那些被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也不一定是天生如此、不可改变，通过特殊的训练有可能提高其能力。

　　比纳所担心的，恰恰在美国出现。在1910年，一个叫戈达德（H.H.Goddard）的美国心理学家将比纳测试译成英文，引进美国，但为它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经久不衰的用途。在当时，心理学上把精神发育迟滞分成两种：心理年龄不到三岁，不具有完备的语言能力的被称为白痴，心理年龄在三岁到七岁之间，有语言能力但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被称为痴愚。戈达德著作中展示的愚鲁儿童照片。为了增加其“愚鲁”效果，戈达德故意在照片上用墨水将这些儿童的眼睛涂黑。戈达德认为，在痴愚和正常人之间，还应该存在一个心理年龄在八到十二岁的等级，他称之为愚鲁。愚鲁的人能够学会阅读、书写，但是其能力永远达不到正常人的水平。在戈达德看来，愚鲁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许多犯罪分子，绝大多数酗酒者和妓女，甚至不适应社会的人，全都是愚鲁者。我们很容易识别白痴和痴愚，他们一般没有生殖能力或无生殖的兴趣，有兴趣的话也难以有机会，因此其劣质基因难以遗传。但是愚鲁在表面上难以与正常人区别开来，他们有正常的生殖能力，甚至生殖力旺盛，其劣质基因将会遗传下去、扩散开去。如何鉴别愚鲁者并防止其生殖，是当时“优生学”运动的主要目标。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就是鉴定愚鲁者的一个好办法。

　　这完全背叛了比纳的初衷。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是真正地测试智力，而且是先天的、遗传而来的、不可改变的智力。今天我们已认识到，有许多因素可以导致精神发育迟滞，例如孕期生病、滥用药物，胎儿、婴儿营养不良，大脑受到外伤，等等，当然也有的是遗传病。人体的任何主要性状，都是许多基因彼此相互作用、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的结果。然而，戈达德却把所有的精神发育迟滞全都归为遗传引起的。他甚至认为智力就像孟德尔豌豆的颜色、性状一样，是由一对等位基因决定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那些没有正常的智力基因而只有与之等位的“隐性的”精神迟滞基因的，就会是愚鲁、痴愚、白痴。那些只有一个正常的智力基因的，则是只适于干粗活的笨蛋。如果智力障碍真的是由一个基因决定的，那么就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将其消灭：禁止智力障碍者生育。如果愚鲁者能够为了人类的幸福未来而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性欲，那么我们还可以允许他们自由地生活。但是愚蠢必然导致不道德，愚鲁者是不可能自觉地放弃自己的生殖权利的，因此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戈达德并不反对对愚鲁者实施绝育手术，但是他认为把他们像精神病人一样关起来与社会隔离，是个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

　　同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还面临着一个外来的威胁：外国的愚鲁者正蜂拥而来，必须把他们挡在国门之外。这显然要比隔离美国本地的愚鲁者更容易做到。在1912年，戈达德及其助手到了纽约埃利斯岛，用比纳测试测定申请移民者的智力。结果令人吃惊：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

意大利人和87％的俄国人的心理年龄都低于十二岁，也即属于低能。难道这些民族的五分之四的人口居然都精神发育不全？连戈达德本人都不敢相信，对测试结果进行了修正，使移民申请者中低能的比例降到了40％到50％。但是这个比例仍然高得离谱。原因本来不难设想，这些受测试者绝大多数是穷人，从未上过学，有的甚至从未握过笔，一句英语不懂，在经过长途海上颠簸之后，疲顿不堪，精神紧张，惶恐不安地立即接受智商测试，怎么能指望他们发挥正常水平？但是戈达德却排除了这些环境因素，而把测试结果不佳归于先天的愚蠢，认定这些新移民的确有令人惊讶的低等智力，而愚鲁者比例奇高的原因，是因为移民的质量在下降，外国高智商者倾向于留在本国，而低智商者倾向于移民美国。因此，严格把好移民关就成了当务之急。戈达德非常自豪地报道说，在那些相信可以用智商测试检测低能外国人的美国医生的不懈努力下，在1913年，由于智力不健全而被驱逐的移民增加了350％，在1914年则比前五年的平均人数增加了570％。

　　到了1928年，戈达德改变了看法，承认那些比纳测试的心理年龄低于十二岁者，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低能，而即使是愚鲁，也能通过教育和训练使他们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不必加以隔离。至此，戈达德的立场与比纳的立场已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这时候，比纳测试被作为测试天生智力的方法，早已在美国流传开去。这得归功于另一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M.Terman）。1911年比纳测试的最后版本包括54道题，只测试到十六岁水平。特曼在1916年对比纳测试做了扩展，包括90道题，测试到“超级成人”水平。特曼将每个年龄的儿童平均得分设为100（即心理年龄等于实际年龄），允许有15分的偏差。他把这个测试称为斯坦福—比纳测试。和戈达德一样，特曼认为低能是社会美国心理学家、智商测试的推广者特曼。败坏的根源，“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是低能者，但是所有的低能者都至少是可能的犯罪分子。谁都难以否认，每一个低能的妇女都是可能的妓女。道德判断，就像商业判断、社会判断或其他任何高等层次的思维品质，是智力的功能。如果智力滞留在幼稚状态，道德不可能开花结果。”特曼认为智商高低决定了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否，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根据每个人的智商进行分工的社会，智商低于75只适合于干粗活，75—85只适于干半技术活，“智商高于85者当理发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而要在社会上成功，可能需要有115或120以上的智商。因此特曼希望能测定社会上每个人的智商，由此有了另一个创新：使智力测试大众化、商业化。比纳测试必须由经过训练的人员主持，每次只能对一个儿童进行测试，因此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但是特曼却希望每个人都接受斯坦福－比纳测试，为测试提供了标准答案，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主持测试、评定结果。一个儿童在经过5次30分钟的测试后，就被测定了智商高低，该结果可能影响其一生。智商测试很快成为了一个产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工业，各种各样的版本被发明、推销，而所有这些版本都以斯坦福－比纳测试为依据。斯坦福－比纳测试成了以后所有智商测试的标准，一直被使用到现在。

　　但是从一开始，“智商”学派就在学术界遭到了批评，这些批评至今也没有平息，而智商学派几十年来也未能充分地回应这些批评。智商学派声称智力测试与文化背景、学习内容无关，测试的是抽象的推理能力。但是他们提供的某些问题和标准答案，显然是在测试对一个特定的文化中的社会规范的理解程度。例如在斯坦福－比纳测试中，有一道题是：“我的邻居来了三个不寻常的访问者，先是一位医生到他家，然后是一位律师，然后是一位牧师。你认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特曼提供的标准答案是“死亡”：医生做最后抢救和死亡鉴定，律师草拟遗嘱，牧师接受临终忏悔。显然，一个不了解西方临终习俗的人，很难做出正确的回答，将会被认为“愚蠢”。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生活智力正常的人，也不一定会按标准答案回答。特曼只对一名他称为“有觉悟的年轻优生学者”的男孩的非标准答案破例接受（这名男孩回答说是“结婚”：医生来查看未婚夫妻是否适合结婚，律师草拟婚约，牧师主持婚礼），但是对其他答案一概认为是错误的，最常见的错误答案是“

离婚后再婚”，至于其他虽然合理但是太简单的答案像“聚餐”、“娱乐”都不被允许，过于复杂的、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答案（比如“某人病危，在临死前结婚和立遗嘱”）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难道创造性和想象力不被算是智力？这正是智商学派遭受到的批评中最致命的一点：什么是智力？智力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不论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都没有人能对智力下一个能被学术界公认的、恰当的定义，更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关于智力的理论解释极其多样的与智力有关的种种现象。有些人有很强的分析、推理能力，却缺乏想象力；常见的智商测试题：受测试者被要求在后面的空格中填入合适的后续字母或数字。有些人数学能力很差，但是语言能力很强；有些人言语迟钝，但是思维反应敏捷；有些人学习能力不强，但是却善于处理社会关系……如何能够客观地判定这些具有不同的能力的人的智力高低？又如何能够对具有丰富的内容的智力做线性的数量排列？许多学者把智力定义为学习能力，但是学什么呢？数学、语言、图像识别、音乐、绘画、处理人际关系还是野外生存能力？智商测试以及当代其他学习能力测试所测量的，只是数学、推理和语汇能力，这最多只能说是智力的一小部分。但是智商学派却认为智商测定的是正常人必有的普遍智力。在20世纪初，英国统计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为了分析智力测试的结果，发明了因子分析法。他发现，人们在回答不同的智力测试时，其得分具有相关性，即在某一套智力测试得分高的人，在另一套智力测试中也倾向于得分高，反之亦然。这些不同的智力测试的结果是不是存在一个共同因子呢？他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发现的确存在一个相关因子，他称之为g，代表普遍智力。由于他已认定人的智力具有天生的“普遍因素”，便认为这个抽象的g真的是测量了普遍智力。但是我们知道，机理未明的相关性很可能是没有意义的，由此而得的因子也不过是个抽象的、很可能同样没有具体意义的符号，它可能反映的是环境因素（某些人在各种智力测试中得分高，是因为有良好的营养、家庭、教育），可能反映的是遗传因素（某些人在各种智力测试中得分高，是因为他们天生就聪明），可能反映的是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的共同作用，当然可能什么也反映不了。

　　但是智商学派却认定他们测定的是受遗传因素另一种常见的智商测试题：受测试者被要求从右边的图形中选一个填入左边的问号处。决定的、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普遍智力。在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史密特（Bernadine Schmidt）决定验证这个说法。他在芝加哥选定了254名来自社会底层的12到14岁少年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少年都被认为低能，平均智商只有52。史密特对这些少年进行了三年的强化训练，包括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作风、学术基本技能等。三年后重新对他们进行智商测试，发现他们的平均智商增加到72，整整长了20分。五年后，史密特对他们再次做了测试，发现其平均智商继续增加，达到了89，进入了正常人范围，而且有四分之一的人的智商增长在50分以上。这个实验已说明了智商的高低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也就不可能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而与后天的教育有关。那么智商在多大程度上是与遗传因素有关的呢？在遗传学上，用遗传率来表示某项性状受遗传影响的程度。这是一个在0和1之间的数字。如果不同个体的性状差异完全是由于基因差异引起的，遗传率为1；如果完全是由环境因素导致的，则遗传率为0。研究孪生子的性状异同，是确定遗传率的一个好办法。一对同卵孪生子的基因组是完全相同的，如果他们从小被分开、在不同的家庭长大，那么他们某个性状的相似程度，就被认为代表着该性状受基因影响的程度。30多项孪生子研究（合计包括一万多对孪生子）的结果表明，智商的遗传率大约是0?5。但是这样得到的遗传率事实上指的是先天因素，而先天因素并不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出生前母亲体内环境也会对一个人的先天状况有重要影响。由于孪生子是同时在同一个子宫发育的，他们共同的先天因素并不仅仅包括相同的基因的影响，还包括相同的母体环境。在考虑了孕期母体环境因素后，智商的遗传率只有大约0?34。

　　可见环境和随机因素对智商高低的影响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即使是受遗传因素影响的那部分，也只是个统计结果，究竟有多少基因、什么样的基因参与其中，作用机理如何，我们都一无所知。近来英国和美国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试图寻找影响智商的基因。研究者将数百名实验对象按其智商高、中、低分成几组，并提取其DNA加以分析。研究者选定了大约90种与神经功能有关的基因加以比较，看其中是否有与智商差异有关的。至今他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与智商高低相关的基因。如果有一天他们发现了某个基因的差异与智商的高低相关，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就是智商基因甚至是智力基因呢？不能。打一个比方，如果蓄电池坏了，就能影响汽车

发动机的起动，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蓄电池是发动机的“基因”，它甚至算不上是发动机的一部分。同样，任何能影响神经元的构造、功能、代谢和营养的基因，都有可能影响人的智力活动，并成为影响智商的基因。有的这类基因与智力活动并无直接的关系。例如，有极少数人，大约在三四十岁就会得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他们如果做智商测验，无疑得分会很低。他们得病的原因，是某个基因（例如app基因）发生突变，生产异常的淀粉状蛋白。这些淀粉状蛋白在大脑中沉积下来，就会抑制周围的神经元的功能，从而导致痴呆症。显然，任何能够引起整个神经元功能失常或死亡的基因都能导致智力缺陷，但是这些基因本身的正常功能不太可能与智力活动有任何的关系。

　　要而言之，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的现象，不可能做定量的线性测量。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比较正常人的智力高低的“普遍智力”。所谓智商测试，测量的不过是数学、推理、语汇方面的学习能力。智商测试在学校教育中有其应用价值，但不宜夸大其作用，更不能产生它是在测量智力的误解。智商的高低并非真正反映智力的高低。智商并不是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不可改变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影响智力的遗传因素是极其复杂、多样的。遗传性的智力迟滞往往是由于与智力活动没有关联的基因突变导致的。任何能够影响神经系统的活动的基因都有可能影响智力活动。找到某个特定的“智力基因”的可能性，可以说为零。

“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

　　据新华社南京2005年12月3日电，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王某向记者通报，当年9月8日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人类的杰作，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

　　《金陵晚报》在12月1日也有一篇大同小异的报道，不过，不明飞行物出现的时间变成了2003年除夕，报道称：“王××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新疆除夕夜空中出现的神秘飞行物不是人类的杰作，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在浩淼的宇宙中，外星人与地球人一样对其他星球的生命情况充满着好奇。”不知是记者搞错了时间，还是同一批外星人光临了新疆两次。

　　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

　　据我的检索，这是王研究员自2002年以来，至少是第5次向媒体宣称当时国内某地有人看到的某个不明飞行物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说法，那么

外星人真是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已多次光顾了。

　　王研究员作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频繁地向媒体发布其“研究结果”，受到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倒也可以理解。不过，这一次由新华社对他的观点进行详细的报道，被众多媒体转载，还是显得很不寻常。

　　我没有看到那次不明飞行物的原始资料，也没有兴趣去看，因为我不是什么“

UFO研究专家”，甚至连摄影专家都算不上，让我看也未必能看出什么名堂。但是，对王某的研究方法，我倒是可以评论一下。

　　从报道可知，王某认定该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理由有二：第一，它不可能是彗星，第二，它不可能是飞机。这种推理在我看来实在是荒唐。我们姑且相信这两种可能性的确被排除了（尤其是彗星这一条是很容易排除的，只要查查当天的天文观察记录即可），但是它不是彗星，难道就不可能是别的天文现象、气象现象或其他自然现象？它不是飞机，难道就不可能是别的“人类的杰作”（例如火 箭、人造卫星之类）？怎么可能在排除了两种现象之后，就认定那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如果我学习王研究员的推理方式，对他说：“第一，你不可能是石雕，第二，你不可能是猩猩，所以，你可能是外星人！”王研究员有何感想呢？

　　也许王研究员还对其他现象一一做了排除，而媒体没有报道。即便如此，也不能令人信服。王研究员虽然在著名的研究机构任职，但是他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不可能通晓所有的自然现象和人工现象，可以一一去排除它们。即使王研究员是全才，对所有的现象都了如指掌，限于条件也不可能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更何况还可能有一些自然现象是人类未知的，怎么去排除？

　　2005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首届世界UFO大会上，王研究员认为1981年出现的某个不明飞行物可能是与外星智慧生命有关的特殊飞行器，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排除法，我当时已写过一篇文章加以批评首届世界UFO大会在大连召开。（《如此“严谨”的不明飞行物专家》，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14日）。在10月份，在北京电视台的科技全方位节目中，我还为此与王研究员面对面争论了大半天，和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一起批评了王研究员的研究方法。有意思的是，朱馆长的观点比我还“极端”。我不过认为外星人到地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可轻易得出外星人已来过的结论，而朱馆长干脆认为外星人不可能到地球来。

　　一些沉迷于神秘现象、伪科学的人都不愿或不敢与我在电视上交锋，王研究员却同意和我当众切磋，倒也难得。根据这次接触得来的印象，我并不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觉得他天真得有几分可爱，和那些满口谎言、谣言的“UFO专家”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自认为研究的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光凭热情和执着是远远不够的，起码还要有严谨的态度，遵循科学研究的规范。

　　“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足以震惊世界，改写人类文明史。这种耸人听闻的宣称，如果出自某位业余爱好者之口，见诸小报报端，尤可原谅。但是，由职业科学家讲出来，通过国家通讯社向全世界宣布，却又如此经不起推敲，那就是在开国际玩笑了。

“人体特异功能”是真是假？

　　十几年前“人体特异功能”表演一度风靡全国，连亿万人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都要请“气功大师”去做发功表演。各高校、研究所也不甘落后，纷纷请全国各地的“大师”莅临指导，算得上世界科学史上空前的奇观。我当时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有一年全国人体特异功能大会恰好在就在那里举行，让我也有幸亲赌“大师”们耳朵“新疆奇人”在中央电视台表演“特异功能”。识字、手接断叶之类的表演，看得我满腹狐疑，因为实在看不出这些表演要比魔术表演更精彩、更令人信服，唯一不同的是，主持人信誓旦旦宣称这些表演绝非魔术表演，而是“科学事实”。

　　在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反伪科学“四大恶人”和其他科普界前辈的打击之下，“特异功能”表演热渐渐过去了。中央电视台在几年前播出了崔永元和司马南联合主持的《揭密》特别节目，对“特异功能”进行了一系列反表演，算是为央视之前支持“特异功能”表演的所作所为做了一个交代。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特异功能”的表演者、支持者就此消声匿迹，也未免太天真。一有机会，他们总还会冒出来的。有一位“新疆奇人”就在中央电视台七套《乡约》栏目大做表演，号称“他每天都吃大头针，坚硬的鹅卵石他用牙一咬就断，用手一拉就折，更不得了的是，他还能把剪碎的红绳子接的天衣无缝，能用目光把毛巾点燃等等。”虽然这位“奇人”自称“我不能讲什么特异，我也不太明白什么叫特异功能”，而称之为“绝活”，但是其所作所为，与十几年前的“特异功能”表演并无两样。如果真有这样的“绝活”，物理定律都要被推翻了。

　　我没有看到这个节目，但是我此前碰巧看到这位“奇人”在湖南卫视上所做的“绝活”表演，与央视介绍的大同小异，在我看来，也和魔术表演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这位“奇人”号称能够隔几米远用手指凌空剪断纸条，只见他把纸条用纸包好，交给一名上台的观众，然后隔几米远用手指对纸包比划几下，打开一看，里面的纸条果然断成了几段。

　　神吧？要问我他偷偷耍了什么花招，我还真说不出来，就像我也说不出某些神奇的魔术表演究竟耍了什么花招一样。但是我还是敢说他这种表演证明不了他真有凌空断纸的本事。为什么要把纸条包上再表演？这和魔术师在从一个空箱子变出人之前先用一块布遮挡一下的“障眼法”有什么不同？如果我是那个名叫大兵的主持人，我一定要给这位“奇人”出一道难题：“您的功力既然能透过纸，没有这张纸挡着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我们就不要用纸包着，我就这么拿着纸条，您再发功，让大家看看纸条究竟是怎么被剪断的？”

　　这位“奇人”对央视记者声称“有关的科研部门”都验证过其“绝活”，但是究竟是哪些科研部门，研究者是谁，却又语焉不详。央视记者没有寻根刨底去对“有关的科研部门”做个跟踪采访，只听“奇人”的一面之词，让人觉得这个节目做得未免太不敬业了。

　　如果真有科研人员验证过“奇人”的表演，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十几年前为那些“大师”捧场的，也不乏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同样会被收买，更会受骗。真要验证的话，必须遵循科研规范，在控制条件下进行可重复的实验才行，表演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事实上，对这类表演的识别能力，科研人员并不比普通观众强，远不如魔术师。兰迪在表演“意念”断勺子。当年有一位“超人”张宝胜，比“新疆奇人”还神、还轰动，而把张宝胜当场抓了个正着的，正是著名魔术师提日利。

　　央视的这个节目也提到，美国有一位名叫兰迪的魔术师，专门揭穿那些把魔术表演当成“特异功能”、“绝活”招摇撞骗的人，并悬赏100万美元，宣布谁真有特异功能就可以拿走，结果是，到今天这笔钱还呆在兰迪基金会的账户上。兰迪这几年来也很关心中国的形势，时不时会来中国活动，央视既然如此相信“新疆奇人”的绝活，何不请兰迪带上100万美元再来一次中国？“新疆奇人”自称被有关科研部门鉴定过，可见他并不拒绝被鉴定，而且据说他从被邀请登台演出所得的出场费中拿出一部分钱资助家乡贫困学生，可见他也不拒绝靠表演“绝活”赚钱，那么兰迪的100万美元，更没有理由不去赚的。

　　其实，要与“新疆奇人”斗法，可能还用不着有劳兰迪先生的大驾。关键在于，央视愿不愿意再做一期揭密“新疆奇人”的节目，给全国观众一个交代？